与其鸡娃,不如鸡自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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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属分类:旁观世界

说一段关于“鸡娃”的故事。

所谓“鸡娃”,大概的意思就是给孩子打鸡血,父母们化身“虎妈”“狼爸”,不断给孩子安排各种补习、游学和社会活动,让孩子一刻也不能停下拼搏的脚步。

北宋人叶梦得,在其笔记史料《避暑录话》中,记录了当时的江西饶州百姓,是如何疯狂“鸡娃”的:

“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,俚俗争慕之。小儿不问如何,粗能念书,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,以竹篮坐之木杪,绝其视听。教者预为价,终一经偿钱若干。昼夜苦之。中间此科久废,政和后稍复,于是亦有偶中者。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。然儿非其质,苦之以至死者,盖多于中也。”①

大意是,宋神宗元丰末年,江西饶州出了个朱天赐。他跑去开封参加朝廷举办的“神童考试”,通过疯狂背诵经书,得到了朝廷赐予的官职,实现了个人和家庭的阶层跃升。榜样在前,饶州百姓纷纷效仿。家中小儿长至五、六岁时,便请来教师传授五经。为了让孩子心无旁骛,将全部精力用于背书,家长还会将孩子装进竹篮之中,高高挂到树上(大概是觉得让孩子留在地面上,便难免会去玩别的)。对教师也是按量考核,孩子背诵出一本经书,教师便能得到相应的绩效工资。所以啊,饶州出神童,但被饶州父母“鸡娃”害死的儿童,其实远多于成为神童者。

引爆饶州“鸡娃”风潮的朱天赐,之所以能通过考试成为朝廷认证的“神童”,是因为年仅九岁的他(另有说法是十一岁),在礼部当众背诵了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,一个字都没背错:

“凡七经各五道,背全通,无一字少误。”

朱天赐的同族兄长、年仅十二岁的朱天申,也于同年在礼部当众背诵了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扬子》《老子》:

“凡十经各有一百通。”

于是,朱天申也成了获得朝廷认证的“神童”。②

榜样的力量之所以无穷,往往是因为榜样意味着一种更便捷的路径。朱天赐兄弟的示范效应便是如此。虽然要做到像他们那般大体量地疯狂背诵经书,乃至于无一字背错,是一件很难以达成的事情,但对普通北宋百姓而言,其他实现阶层跃升的路径更难。在“难”和“难上加难”里,众人会很自然地如一窝蜂般去选择“难”。

北宋的普通百姓过得有多惨,可参看笔者的旧文。扼要说来便是,对士大夫而言,北宋是一个很好的时代;但对普通百姓而言,北宋却是一个朱熹所谓的“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”③的时代。朝廷以公田、民田、城邑、杂变、丁口五种赋税,辅以盐、茗、酒三种禁令(只许官卖),将天下盘剥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,正所谓:

“生民之衣食,举此八者穷矣。”④

除了经济上的高强度汲取,还有人力上的高强度压榨。最让宋代百姓头疼者,便是层出不穷的衙前差役——宋代的衙前差役与众不同,州县衙门里的任何苦力活,如运送物品、看管府库、督收赋税、追捕盗贼……都会被无偿摊派给地方百姓。遭受摊派者,不但要出人出力脱离生产,还要自费出钱出粮,来维持这些工作的运转,出了问题还得包赔损失。结果便是破户败家。

司马光、苏轼、郑獬、韩琦、韩绛等北宋名臣,均对衙前差役之祸深恶痛绝。他们一致的观察是:为躲避衙前差役,北宋的底层百姓已经沦落到了“不敢营生”的地步,因为衙前差役的摊派对象是所谓的“富户”,百姓们如果“多种一桑,多置一牛,蓄二年之粮,藏十匹之帛”⑤,便会被周围的人视为富户,然后推举去承担衙前差役。而承担衙前差役的结果,并不只是“返贫”,更有可能破户败家。

最要命的是,这种民不聊生,在整个北宋是常态化的。即便是“明君”宋仁宗统治的时代,底层草民们也必须互相拼穷。到了爱折腾的宋神宗和私欲无限的宋徽宗时代,情况就更糟糕了。

体制外普通人这么惨,自然便会催生民众往体制内挤的热情。然而,常规路径——也就是参加科举,又实在是太难挤了。

下面两项数据,足以说明北宋的科举之路到底有多难走:

(1)宋仁宗景佑三年,广南东路57万户人口中,只有97人有资格参与进士科考,只有3人中举。东京路的134万户人口里,只有157人有资格参与进士科考,只有5人中举。⑥也就是说,20多万户百姓当中,才会有1名中举者。

(2)宋代官僚集团绝大多数人的出身,也不是科举。据南宋嘉定六年的统计,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全部官员的26.1%,而“恩荫出仕”(靠着好爸爸好爷爷直接做官)却占到了56.9%⑦。北宋的情况缺乏统计,但政策是相同的,比例上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。

做普通百姓很惨,走常规科举之路挤进体制的几率又微乎其微。怎么办?自然是要么咬牙受着,要么搜肠刮肚寻找其他“捷径”。

“小背书家”朱天赐的成功,便是饶州百姓眼中的“捷径”。

和常规科举考试不同,背书是一件可以量化的事情,能背出几本来,便是几本,谁也做不了假,也不必看时代风气(科举考试能否得中,许多时候取决于主持考试者在文风和思想旨趣方面的个人喜好)。可以量化,“鸡娃”时便能做到心里有底,便能衡量成本与利益,便能决定是继续鸡下去鸡到15岁(神童科的年龄上限),或是及时止损让娃改行下地种田。

叶梦得所见闻的饶州鸡娃风潮,便是在这样一种时代逻辑下兴起的。从1124年到1173年,江西共举神童23次,其中饶州便有19人次。可见饶州百姓在“鸡小背书家”这方面是最疯狂的。

但以上,仍不是完整的时代逻辑。

完整的时代逻辑,至少还应包括这样两条:(1)在秦制时代,维持或提升娃的阶层的最有效办法,其实是给他一个好爸爸。(2)秦制时代的游戏规则,鲜少有二十年不变者。今天的“鸡娃之法”,在将来未必仍然有效。

北宋饶州的“鸡娃”风潮,也相当具体地阐释了这两点。

皇帝们发掘“神童”、亲自参与神童考试(也就是听小背书家们疯狂背书)的目的,本意是要拿“神童”来装点自己的统治。装点几次之后,兴趣便难免消散,毕竟没人喜欢枯坐着听人背书背上一整天;再加上朝中常不免有反对“神童科”的意见,觉得录用大批的“小背书家”对朝廷没什么真用处,于是,便出现了一种状况:家长们一面紧盯着“鸡娃”,一面紧盯着朝廷下旨启动“神童科”考试的消息;但这启动考试的消息,左盼右盼日盼月盼却总是不来。

许多“神童”者,便这样白白被鸡了许多年,然后根本没有获得参加“神童科考试”的机会。

唯一的例外,便是那些有一个好爸爸或者好亲戚的小背书家

比如,宋徽宗政和二年(1112)九月,饶州进士范天佐等人集体上奏朝廷,说自家的“弟侄孙能诵书”,也就是他们家中已经鸡出了一大批能背诵经书的神童,请求朝廷召见考试。再如,同年十二月,又有饶州进士朱天端等人上奏,说自己“有子能诵书”,要求朝廷召开神童考试。⑧

范天佐与朱天端们,属于那种有社会地位的“好爸爸”。也只有这些人,才有能量将自己的要求直接上达天听,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“娃”在经受了多年的被鸡之后,不会一无所得——虽然范天佐和朱天端们的这两次请求被宋徽宗拒绝了,但在整个宋徽宗时代,仍应这些“好爸爸”们的请求,召开了多达八次神童考试。

这便是另一个更残酷的时代逻辑:有时候,与其鸡娃,真不如鸡自己

虎头财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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